— — 從劉正風金盆洗手說起
文／鄧正健
劉正風金盆洗手是《笑傲江湖》唯一可獨立成篇的故事，於是我便用作教材給學生看。學生聰慧，大都能讀出嵩山高手脅逼劉正風之法，乃是出於文革批鬥。通部《笑傲江湖》是文革政治的寓言書，此說早有人說，不贅，但讀者大都忽略了一個細節：劉正風金盆洗金之後，不往別處去，而是要去當個芝麻綠豆官。
《笑傲江湖》沒明確時代背景，這跟大部分金庸小說不同。按「金庸江湖史學」推測，其時代應在武當立派到滿清入關之間，故該屬明朝。但這其實不重要，因為「無朝代背景」的設定不是為圖說故事之便，而是必須如此。《笑傲江湖》是金庸小說中寫「江湖」寫得最仔細也最純粹的一部，小說中建講了一個帝力無可及的世界，江湖中人只問江湖事，不知有朝廷皇法；這個江湖，正邪不兩立，相互攻伐不止，依循的是一套仿文革式的「出身論」：正派終身不以魔教為伍。故劉正風不可以只為音律便與魔教長老曲洋結交，要不劃清界線，要不身敗名裂。這一江湖，朝廷是多餘的，忠君愛國和民族主義均毋需存在，角色的身份矛盾只發生在自我意識跟門派身份之間，劉正風不能以音律之愛對抗名門正派身份的制肘，而令孤沖則在正魔兩派均容他不下的困境裡，選擇忠於自己，退隱去了。
又按「金庸江湖史學」說法，自北宋《天龍八部》到清代中葉的《雪山飛狐》，金庸的江湖是一個從「高手」到「門派」的歷史轉化過程。宋代高手林立，北喬峰南慕容，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再到後起之秀郭靖楊過，俱獨當一面，背後卻未有強大的門派制度支持。門派制度主要起源於元末的《倚天屠龍記》，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時，門派林立，正邪之分也見雛型，可算是《笑傲江湖》江湖體制的先聲。及至滿清入關後，門派幫會更趨體制化，水準卻大不如前了，君不見《飛狐外傳》裡的「天下掌門人大會」，一眾掌門為博得一隻御賜玉杯，竟醜態百出，莫說要獨步江湖，就連丁點兒武者傲骨也沒有。由是觀之，隱約處身於明代中葉的《笑傲江湖》，恰是金庸江湖體制的高峰期，大批力足縱横天下的武林高手，均身兼各大門派要位；而高手野心家們念茲在茲的，卻是如何千秋萬代，統一江湖。有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笑傲江湖》裡的「門派」是「家」，然後將「國」與「天下」合併，便化作一個稱之為「江湖」的社會體制。
金庸嘗言，《笑傲江湖》是一個隱士故事。其實從「退出」到「遁隱」，本來就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母題，男主角多以「退」為歸宿。從陳家洛遠走天山、袁承志揚帆海外、到楊過遁回古墓、張無忌捨教主之位求去，乃至韋小寶「老子不幹了」，無不是厭倦了國仇家恨的爭端，想圖個耳根清淨，逍遙自在。金庸寫作武俠小說的時代，正值冷戰時期，他既為民族主義者，遺民離散意識也強，在他筆下，小說男主角個個輕身而退，既是寄托了對國家政治的無力感，也保留了一條硬朗的民族之根。金庸筆下最大的「不退者」是郭靖，一位苦守襄陽、「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但金庸也寫出令狐沖這樣的隱士，從一開始，令狐沖就不願玩「江湖」這個遊戲，他一直退，但江湖卻逼他留下，差點逼得他避無可避。最後一個大好江湖，終毁於正邪兩派各自內耗，至此令狐沖才可以樂得清閒。
偏生劉正風要退出江湖，卻退到廟堂裡去，這便成了金庸武俠小說中一條非常獨特的「退」的路線。江湖腥風血雨，要避禍，居然不是退隱山林，而是要靠官府的保護。可惜劉正風終也無法逃出嵩山派魔掌，否則《笑傲江湖》勢將是最具顛覆性的「反武俠」作品。
我教書時曾拿此章跟幾個文本作比較：「包青天」的故事、《水滸傳》和陶淵明的思想。「包青天」故事以包公展昭為民請命為主線，旁涉江湖武人行俠仗義。俠以武犯禁，是為俠者之起源，而「包青天」所表現的，似乎是為俠者應當在王命法理無法伸彰正義的時候，為被壓逼者另闢出路。而包公要審理的，往往就是這一些「義理之內」卻「不容於法」的俠義行逕。
《水滸傳》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造反」故事。「水滸」一詞典出《詩經‧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那是講述西周始祖亶父，帶著族人往西走，最後找到一個邊陲之地落地生根，故「水滸」又有「在皇土之外的安居地」之意。水滸英雄造反，不是要推翻朝廷，而只是想找個不受皇命管束的安居地。宋江、武松、林沖、楊志，個個身負殺頭之罪，在皇土之內，已無他們的容身之處，他們不想身首二處，就得落草為寇。所以梁山泊可算是國家體制內的異托邦，是人們擺脫朝廷控制的其一出路。
至於武俠小說中的江湖，可算是「以武犯禁」跟「水滸異托邦」的混合體。在「金庸江湖史學」中，宋元時期高手昌盛，江湖恩怨仇殺，朝廷基本上是無可奈何。但偏偏江湖人士大批參與國事 — — 主要是國防事務，《天龍八部》裡中原豪傑圍擊懷疑圖謀不軌的契丹人蕭遠山，結果種下喬峰的恨事；《神鵰俠侶》中郭靖以大將守城堅拒古蒙入寇的身段，才能展示為俠者的大典範，而情聖狂士楊過也要在安頓好兒女私情後，來個格殺蒙古大汗的動作，方不負俠名。不過到了清代，武林中人大都囿於「反清」的造反命題裡，天地會、紅花會，俱是造反組織，他們的行動不可明日張膽，必須轉往地下。而《笑傲江湖》裡的「江湖」，正處這段「金庸江湖史」裡的峽谷底部，朝廷全面退場，「以武犯禁」再不是命題，「水滸異托邦」的疆土也擴展至整個江湖。
可是《笑傲江湖》真正要描述的，卻是這個本來應是武人異托邦的江湖，最終亦告體制化，也無可避免陷落於腐化，如劉正風此等高潔之士，無法再安身於此，只有自尋去路。但普天之下，莫非江湖，他可何去何往？那就只得重歸廟堂，卑躬屈膝當個無用小官了。此番苦心，自不是金盆洗手現場的「眾人」所能明白。
所以金庸武俠小說所要說的，並非隱士式的「退」，而是背向體制的「退」。諸位為國為民的男主角俱是在國族責任上退身下來；而《笑傲江湖》則是要說，人在江湖，退無可退，劉正風即是人版。至於他的掌門師兄莫大先生，小說中最神秘的人物，雖身負衡山派掌門高位，卻行動逍遙，最不受江湖體制約束。大隱隱於江湖，通部《笑傲江湖》，甚至全套金庸武俠小說，只有莫大先生才深諳隱士之道。
這大抵是金庸的士大夫情結作祟了：想退，卻念念不忘體制。那自然滿不如陶淵明掛印求去、「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真洗手、大領悟。金庸在冷戰時期冒起，並以流行小說家之身登上文學殿堂，因為他切中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脈門，如鴉片般麻痺著他們的遺民之痛，而非單單以市井俠氣，給予普羅被壓逼者救贖的幻象。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