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在美國發生的小故事。一個父親帶著兩歲的兒子參加音樂課，一次，一個小男孩擠到這對父子之間，想與他們玩。這對父子本就跟小男孩認識，父親也樂得兒子跟別的孩子交往。怎料一個禮拜後，小男孩的媽媽跑過來，憤怒地直斥這位父親，憑什麼追著自己的孩子呀？父親很無奈，不明白這位媽媽為何反應這麼大。過了很久，父親跟班上另一個小孩的母親說起此事，並問她：為什麼每當孩子不在視線範圍時，媽媽們就會變得緊張？這位母親認真思索了好一會，最後說：「我猜這是因為，無論大家怎樣跟小孩玩，最後小孩還是得由我一個人照顧。」
這位名叫提摩希的父親是一位歷史教授，我們認識他，是因為他寫過一本叫《暴政：二十世紀的20堂課》的小書，我也是因此找來他寫美國疫情的新書來看。這本叫《重病的美國》的書，沿用了《暴政》的「課堂體」，以四堂課來描述疫情、醫療和人權的關係。書裡罵特朗普罵得很兇，我不以為然。不是說我不認同他的觀點，而是這些指罵都成老生常談了，書中既沒觸及更深層的時代困局，也欠缺《暴政》的療癒力。
書近讀完，印象最深還是剛才的小故事。提摩希寫這個，是為了表達一個觀點：父母照顧孩子，只能孤軍作戰。但美國社會從不去談「光靠父母是無法生養孩子」這一事實。提摩希又說，他在歐洲一些國家生活過，卻沒這種為人父母的孤獨感，在照顧孩子一事上，他總會得到別人的幫忙。提摩希認為，這是因為社會已形成共識，撫養孩子不只是父母的事，而是社會共同體責任。我猜他所批評的是，美國號稱自由國度，卻沒給予父母和新生孩子足夠的支援，以保障父母和孩子的自由。這是制度問題，也是社會習見使然。
大道理先不說，我只說一些小事。近日毗鄰我家的地鐵站剛完成了工程，在一個只有樓梯的出口加建電梯。奇怪的是，本來從大堂經出口到達路面，需要走兩段樓梯，但工程只在其中一段加建電梯。換言之，你還得走一段樓梯，才能乘搭新建的電梯到達地面。我特意向地鐵職員查詢，得來的答案卻是：地鐵站會委派職員在樓梯前當值，協助有需要的乘客。
怎樣協助？我當然知道。例如，一個媽媽推著一輛嬰兒車來到樓梯前，職員會協助媽媽把嬰兒車抬上樓梯，但要請媽媽先把嬰兒抱出來，職員才會抬車。為什麼？萬一有什麼閃失，職員可負不起弄傷嬰兒的責任啊。可是，若嬰兒在車裡睡得正香，為了抬車而抱他出來，絕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跟職員不同，媽媽想的問題相當務實：「最後小孩還是得由我一個人照顧。」結果我見過很多媽媽，突然變成神奇女俠，兩臂一使勁，就獨個兒把車抬起。媽媽手的力和傷，就是這樣煉成的了。
多年前，我跟妻帶著半歲的兒子到歐洲旅行。從機場火車站轉到酒店，又轉過幾次住處，妻推著睡著兒子放滿物品的嬰兒車，我揹著大背囊，手拉沉甸甸的行李喼，浩浩蕩蕩出入車站，就發生過不下五六次。每每我們要上落樓梯，我就腦筋急轉，想著先拋下手上行李，跟妻一同抬車好呢， 還是先搬動行李，回到才跟妻抬車好呢。但每一次，的確是每一次，都在我決定之前，就已有一個或多個路人蜂擁而至，敏捷地抬起嬰兒車，瞬間完成全家上落樓梯的壯舉。我來不及跟拔刀路人講聲thank you，他們已通常微笑著，手一揚，就絕麈而去。
我不要是表揚這種「好人好事」。我真正想說的是，看著他們俐落的身法，儼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那樣的條件反射，說明了「替別人抬嬰兒車」是他們文化的一部份。孩子不是我的，但孩子是社會的未來，所以我對他們有共同體的基本責任。說起來鏗鏘動人，做起來卻不是那麼純粹了。正如香港地鐵職員一定要在樓梯當值，不是出於企業良心，而是誰都心知肚明：香港人替別人抬嬰兒車，十中未必有一，不是大家沒善心，而是怕被罵多管閒事。 （二之一）
（《明報》世紀版，2021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