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書通通放進樹洞裡。洞很大，能容下一個小孩，我放進去的書，有詩歌，理論書，關於愛情的，談論革命的。我只留下幾本育兒書，占卜書和科幻小說，待我流浪時細讀，其餘一古腦兒都傾倒進樹洞。然後書一直下墜，沿樹幹直入泥土，地底，地幔，地心，地幔。幸運的話，它們可以地球的另一端，我所在之地的對蹠點，如泉水噴發而出。書的噴泉，就像一棵樹。
許多年前，有一個殖民者在樹底下覺悟了。他拿了一本書和一枝槍，離開了帝國，乘船來到後來我所身處的殖民地。他之所以離開，是因為帝國太繁榮了，人們在頻頻撲撲之中，養成了互相取暖，分享體味的習慣，一種前現代形式的公共性。他明白，人的體味是獨特的，但在公眾地方，你永遠嗅不到自己的體味，別人自然也嗅不到，除非你的體味是病態地那般濃烈。他不願有濃烈體味，他只珍惜自己輕淡而細緻得複製不了的體香，於是他離開了。直至多年後，他將書、槍跟裝著自己體香的香水瓶都放進樹洞裡去。
我少年時就聽過這個故事，覺得特別孤獨。少年孤傲，其孤在傲。我一直不願承認，自己其實不怎麼樣，於是在潛意識裡，就得織起一張用孤獨構成的保護網。世界是俗氣的，人皆蠢貨，城市是一個壓迫質樸的空間，時代永遠與你不合，而你才心安理得的拋下一句鏗鏘的「不合時宜」。有個看似睿智的說法是：所謂「同代人」，不是同一個世代的人，而是分享著共同經驗的人。你，或說是我，在孤傲中尋覓同代人，有人跟你讀一樣的書，說類似的行話術語，在某些重大社會事件上，跟你表現如出一轍的情緒，發出共鳴的怒吼。你滿心歡喜，引為知己，你願意解開胸前鈕扣，露出胴體，像某個民族一般跟別人對看胸前的圖騰紋身，作為同代人的記認。我曾經認為，這樣記認，像生命一樣寶貴。
我在中年過後才決定葬書 — — 把書放進樹洞裡，也許連同我自胸前拓印下來的紋身。我走出房間，呼吸那個所謂體制化的城市空間裡的可人芳香，同時看看同代人。同代人熱情地與你擦身而過，逐一逐一，三五成群，大家都與你熱情地交換一個眼神，但就只一眼，就別過去了。他們一起參與一個接一個的流行文化儀式，一同悼念某過你不認識的老詩人，共同表現出對某種社群觀念的堅實信仰 — — 而他們對這信仰的虛妄心知肚明，只是不說破，尤其不在少年人面前說破，好等少年人如當年的你我一樣，相信「同代人堪足排遣孤獨」的美好說法。
柯希莫男爵好像說過這樣的話：「許多年以來，我為一些連對我自己都解釋不清的理想而活著，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生活在樹上。」老了，柯希莫男爵在樹冠頂一躍而起，抓住氣球繩索，跟著氣球消失在空中。他的墓誌銘寫著：「柯希莫，生活在樹上，始終熱愛大地，升入天空。」裡面沒提及同代人，沒提及信念，只說到樹，大地和天空。我抬頭望向樹洞所在的樹，樹太高了我攀不上去，只有一串串的書像果實懸吊在枝椏。我繼續伸手摘下樹上的書果，將小說，史書，哲學雞精書和政治書拋進樹洞，卻重新留下一本薄薄的詩集，跟一部厚厚的哲學原典。我想起那個殖民者，他最終揀了書，而不揀帝國裡的人。我現在要跟他做一樣的，除了：我沒有一枝可拋進樹洞裡的槍。
（《明報》世紀版，2021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