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愈年長，對記憶長度也愈不敏感。進入中年的一個重要癥兆是，你開始以為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是在不久前發生的。有時跟人聊天，回憶往事，談得興起，忽然驚覺，那些滿以為是三五年前發生的事，原來已有十多二十年之久。我是在課室裡發現我已進入中年這一殘酷現實的，但我也興慶幸是在課室發現，而不是別的地方。一眾坐在課室的學生們，個個八九點鐘，只要一有我舉的例是他們聽不懂的，他們臉上就泛出叫人尷尬非常的茫然。面對二三十張或是更多這樣的臉，絕不好受，然而這卻是很好的警醒，提醒要我屈一算，此例已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了，那時他們尚在襁袍，或甚是未喝孟婆湯呢。於是，我只好改一改教法，將這些我以為是流行文化的例子，當歷史來教。
現在我已不強求，要舉學生們認為貼身親切的例子了，我寧可讓他們自行舉例，回教給我。我亦開始把任何文化課題都當成歷史來教，譬如說，有一課我跟學生討論香港電視文化，教材裡沒有ViuTV ，沒有Chill Club，反而大張旗鼓地講「慣性收視」和「五台山」的香港掌故。在一張簡報上，我貼上了「歡樂今宵」的倒三角型 logo，另附幾條舊片。我先播《歡樂今宵》的主題曲給學生聽，歌曲一邊唱著「日頭猛做⋯⋯」，印在我記憶深處的沉積物旋即浮現，心裡不期然跟著片段一字不差地唱完整首歌。其實我不特別喜歡此曲，也不緬懷那個電視時代，那些記憶，不過是一片剝不掉、留著也無可無不可的板塊而已。但當歌曲播完了，我謹慎問學生，大家有聽過這曲嗎？網教軟件上頓時一片沉默。我早習慣這種沉默了，所以我再問一次，沒聽過嗎？「沒有」。終於有位好心的同學在聊天室上，留下這兩個字。
我沒有灰心。這種反應早就料到了。然後我再接再厲，播了一段《歡樂今宵》內的小趣劇合集。影片長約五分鍾，內含六七個一分鐘以內的短劇，短劇內容都是引人發笑的小場景，每當笑點一出，影片背景隨即播出canned laughter，即味道永遠一樣的罐頭笑聲。播後，我比之前更謹慎地問學生，好笑嗎？同樣是漫長沉默。我再問，是不是不懂得笑呢？終於，有一位同樣好心的同學留下了三個字：「尷尬笑」。
什麼是「尷尬笑」？當你看到，一個盛年不再、早就失去對時代敏銳感的邋遢大叔，還在裝時尚、裝有趣，而你居不幸看穿他一直在裝、也給你看穿他是真心相信自己並不是「裝」的時候，你會替他尷尬，卻又無論如何也無法欣賞他的表現，你就只好笑，尷尬地笑，好像是給他留下一點顏面，也好像令你自己別顯得太過涼薄。
現在香港，時有人說娛樂已死。我倒覺得是，很多死唔斷氣的殭屍一直橫行。這種殭屍，明明死了，卻以為自己未死，還要在世上興風作浪，以為別人都要賣他們的帳。其實別人看在眼裡的，不是他們的趣劇有多好笑，不是他們扮鬼扮馬有多傳神，而是「他們仍在香港的娛樂圈子裡」這一件事，本身就是叫我們尷尬笑的一齣趣劇了，連canned laughter都不用播。
那堂課的後半段，我告訴學生，分析舊文化宜用舊理論，所以我祭出了經典的culture industry理論，大剌剌地談當年的電視文化怎樣製造false consciousness，迷惑勞苦大眾「食過晚飯要休息返一陣」，他們就沒空反省社會政治問題，城市便永遠快樂、長治久安了。當然囉，學生感觸不大是意料之事，因為這種文化認知，跟他們的經驗全然不符。若說到當代流行文化，學者們早就轉而關心文化互動和再生產，觀眾不是被動的娛樂享受者，他們也可大規模地參與生產，甚至干涉著原來的娛樂生產者，叫他們不可為所欲為、自封自己時空錯亂的娛樂記憶之中。
為免再次尷尬，我沒要求學生說說什麼東西令他們「尷尬笑」。他們早就扔掉過期的laughter can和曾經讓「幾百萬人安坐家中」的電視機，然後拿出平板電腦，登入，看絕不會令他們感到絲毫尷尬的大娛樂家。
（《明報》世紀版，2021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