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正健
「獨裁者小說」早就出現，而且在拉美大陸的土地上存在了很久，只是馬奎斯不屑一顧。十九世紀初，獨立運動風潮席捲拉美各地，但緊隨而至的卻不是民主和進步，而是獨裁者們暗黑的巨人身軀。在獨裁者們治下，拉美諸國政治亂盪，社會腐敗，民不聊生，但國家不幸卻造就了小說家的創作靈感，恰恰在拉美現代文學誕生的十九世紀中葉，獨裁者書寫亦成了拉美小說的重要題材。政治上，拉美獨裁者一般被稱為首領（el Caudillo），但為表現獨裁者暴虐狂妄且孤僻萎糜的矛盾性格，小說家總是費煞思量，替他們改個渾號，揶揄一番。
《族長的秋天》出版於1975年，但早在阿斯圖里亞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不久，馬奎斯即以夾雜豪氣和嫉意的語氣，誓言要用這部尚未完成的小說「教訓」阿斯圖里亞斯，並教他「如何寫真正的獨裁者小說」。關於獨裁者小說可以怎樣寫，我們可以劃出一條光譜，光譜一端是極端的現實主義，即以傳記方式寫出一個歷史上真有其人的獨裁者，小說描述的獨裁者在歷史確是真有其人，光譜另一端則是以非寫實方式創造一個特殊的獨裁者形象，寫出一個性格複雜而矛盾處處的小說人物。但《族長的秋天》有一個獨特的敘事設定：馬奎斯寫的不是一個獨裁者，而是很多個，卻被他提煉進到一個獨裁者角色裡去。馬奎斯筆下的獨裁者並非真有其人，然而「他」卻是揉合了好幾個分別生活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拉美著名獨裁者的形象和事跡。「對拉丁美洲的所有獨裁者做一個綜合。」馬奎斯以此為他的小說定調。
馬奎斯運用得最圓熟的魔幻現實技法，並不是充斥在《百年孤寂》裡的魔幻人物和情節，而是對敘事時空的奇詭設定。這個角色在位二百年，約摸是從十八世紀末到1960代，即跨越了從拉美獨立運動到整段獨裁者輪替的時代。這個情節設定絕不寫實，但小說中獨裁者的事跡偏偏全都真有其事。於是，《族長的秋天》的敘事調子搖擺於寫實與虛構之間，作品亦難於置放在獨裁者小說光譜上的任何位置。
《族長的秋天》的另一特點是放棄了描述獨裁者治下的黑暗腐敗，故事直接從獨裁者的死亡形象開始，然後不依順序地將獨裁者的一生 — — 即整段拉美獨裁者歷史 — — 拼砌出來。《族長的秋天》的閱讀難度甚高，小說欠缺鮮明分章和情節發展，馬奎斯刻意把句字和段落都寫得極長，敘述時間呈螺旋形遞進，視點切換頻繁且突如其來，除獨裁者本人外，講故事的還有他的副官、替身、母親、情婦、以及代表人民的「我們」，獨裁者的面貌就好像只能在鏡子碎片中才能反映出來，拼湊出「拉美獨裁者」的綜合形象。
政治學者總結近二百年的獨裁政治，套路不外幾種：軍事獨裁、層級官僚、思想控制，白色恐怖，有時我們更把獨裁（autocracy）跟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混肴使用。這是我們在回溯歷史中得出來的印象。可是，獨裁者的第二春來臨了，今天的獨裁者一直在改良進化，像北韓那種如冰封在歷史裡的獨裁國家，已經絕無僅有，新興獨裁國家更多是採取懷柔手段，舊式獨裁者那種魔王君臨天下的政治氣勢，早就鮮有所見。
對政治反抗者而言，獨裁者的進化意味著抗爭花樣也需更多元靈活。而對小說家來說，書寫獨裁者的方針也變得不再那麼理所當然了。《族長的秋天》發表以後，鍾情舊式獨裁者小說的讀者對馬奎斯出手太輕顯然看不順眼，批評者認為馬奎斯的魔幻現實寫法只是花招， 將「獨裁」這個窮凶極惡的政治制度浪漫化了。
兩種「文學態度」，或說是兩種「文學政治性立場」之間的抉擇，如何在我們重讀昔日拉美獨裁者小說時獲得新的解答？獨裁者小說的原初意義，是無畏邪惡的政制，以文學筆觸揭露潛抑在社會幻想背後的不義和黑暗。問題是小說家的人類學式好奇心，有時會大於對非黑即白二元正義觀的追求，正如馬奎斯寫《族長的秋天》的終極目標，並非揭發不義，而是要探索獨裁者小說這種文類的最大可能性，思考「如何寫真正的獨裁者小說」。在一般情況下，這種文學探索可能不是正義的，因為它並沒有為作品賦與一個倫理答案。可是它卻能更完整地呈現這個不義政制背後的複雜結構，而《族長的秋天》優於其他好一批獨裁者小說的地方，是它指向更深層的歷史結構，而非浮淺地指出獨裁者的醜惡而已。
（此為節錄版，全文見《字花》68期，2017年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