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學院裡教過兩門科目，一科是藝術史，一科是藝術哲學。課程目標和規模有限制，我無法很系統的談，只選了我感興趣的題目，組織成一個框架，就快快樂樂上課去。我跟學生說，兩科隔學期梅花間竹的開，最好分別都選修。我當然有私心，希望保持選修率，但亦有學理考慮：藝術史講作品和歷史背景，藝術哲學講哲學家怎樣定義「藝術」，一實一虛，有實踐有理論，同學讀了，就相輔相成。
但我講藝術哲學時遇到一個疑問。哲學家說藝術，總是講本質，說形上，他們話裡少了 現實中的美。柏拉圖講美as such，卻不在人間找到；阿里士多德好一點，說美要在人間歸納，要走中道，但我似乎只看到他說「美的概念」，而不是美的事物。到經驗主義大剌剌說感官機能怎樣化感知為知識，康德只談判斷力而不提藝術作品怎樣美⋯⋯我愈講，同學也迷茫了。於是我說，好吧，你們當是讀哲學問題好了，要學習欣賞藝術，下學期選我另一科吧。
我這群學生都是讀藝術出身，有很強的美學感官，哲學卻思維不強，對「美as such」之類的問題滿有疑惑。我一直懷疑，古哲人講美，其實都不需要藝術品，或甚有輕視藝術欣賞的傾向。他們講美，無非為了講理性，講道德，形上得很。借榮格的人格分類法，哲學家多是思考型，對外部世界的感受較弱；相反，藝術家常是感官型，五感強烈，長於辨認外部世界的細節，但邏輯思維就不擅長了。於是你就發現：讀哲人的藝術哲學時，總有冷冰冰之感，卻滿有思辯的快意；看藝術家傑作時，則時有在感官上被擊倒、理性上卻說不出所以然的美學經驗。兩者沒有高低之分，硬要分它高低，都是思考型人或感官型人的人格偏見。
最近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逝世，我乘勢重讀他的書。段義孚是學者，但下筆像個散文家，我讀了他幾本書，總覺他不是在研究學術問題，而是要闡釋一種精神：人和自然如何可以「人文地」共處。 Humanism是他的關鍵詞之一，我們通常會把此詞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 — — 復興的不只是文藝，更有「人as such」是什麼。我常跟學生說，文藝復興不只一個人類自我意識覺醒的時代，也是人類認識世界方式的轉折期，不只造就了現代科學，也形成了後世的藝術。藝術家開始畫自畫像和風景畫，然後又用寫實畫去表達對現世的判斷（現實主義），跟內心的情感（浪漫主義）。
讀著段義孚，我發覺他也是這一理路。他說所謂人文精神，乃是從個體跟外部世界互相認知和感通才能體現的，例如個人跟群體、人與自然、人與城市空間等。所以對他來說，地理學不是客觀知識，而是一門人文學科。
我有一種感覺，段義孚跟很多藝術家一樣，是感官型的人。可說兩例，一是在《人文主義地理學》和《戀地情結》中，都分別有長長的章節談論人類五感。西方文化強調視覺和聽覺，段義乎則指出其他三感對文化的作用，如觸覺有提供個體快感和社群共同感的作用，味覺和嗅覺既產生飲食文化，也形成種種生活風格的集體記憶，因為相對視覺和聽覺，人對味覺和嗅覺的記憶遠為持久。
另一例是：《浪漫主義地理學》是一本講「崇高」（sublime） 的書。我在那兩門課中唯一的共同課題，是浪漫主義裡的崇高精神：藉著對浩瀚自然的景仰，感受個人對自身渺小的恐懼。藝術史裡的浪漫主義，原來是一門地理學，或甚說，藝術史和人文史中很多崇高情態都有著地理學面向。文藝復興藝術家研究光暗和空間畫法，浪漫主義畫家鑽研風景的浩瀚感，乃至天文學家想像宇宙，城市規劃者築構人類社會的物質秩序，無一不是源於「浪漫主義」 — — 藉由感官細節所牽動的人文情感。
浪漫好像不夠理性，感官彷佛有些輕率。但沒有這些，我們就少了想像力，人文精神就會被理性主義羈絆而變得冰冷。趁機讀讀段義孚吧，我有種欣賞藝術品的快意。
（《明報》世紀版，2022年8月18日，https://bit.ly/3A5eg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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