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讀哈拉瑞新作《21世紀的21堂課》
文／鄧正健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書評稱呼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為「我們時代的上師」（a guru for our times），言詞間頗有嘲諷之意，哈拉瑞新書的提問格局無疑大得有「究天人之際」的磅礡氣勢，這在他的成名作《智人：人類簡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2014，台譯《人類大歷史》）及續作《神人：未來簡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2016，台譯《人類大命運》）裡，已有相當的演繹。前者寫「智人」（Homo Sapiens）這個物種的演化史，後者延伸到物種可能演化為「神」的未來。早有評論指出，兩書內容重複率高達三份之二，《神人》只是把《智人》的觀點以不同例子包裝重寫，再添上關於人類未來的一些預測。《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才剛在今夏出版，全書恰恰也是對他在《神人》中關於智人未來的觀點擴充：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無可逆料的飛快發展下，智人演化的勢頭已無可阻止，我們必須為此好好準備。
哈拉瑞是以色列歷史學家，但他卻是以「暢銷書作家」的身份廣為人知，在學術界反而注視較少。我對所謂「暢銷書」的理解是：它總是提供一些對一般讀者來說不難理解，但「有啟發性」的觀點。這些觀點通常是「正確」的，而且「正確」得難於非議，但往往因為這種「正確」得來太易，其「啟發性」也只能停留在一般層面上，刺激到思考。哈拉瑞指出，《21世紀的21堂課》是一部「答客問」之作，主要是為回應讀者對《智人》和《神人》兩部前作的各種提問。書中饒有出版觸覺地擬定了二十一個關於廿一世紀的關鍵詞，並細分為「科技挑戰」、「政治挑戰」、「絕望和希望」、「真相」和「生命意識」五類，再順藤摸瓜地逐一借題發揮。這些課題沒有明確的論述脈絡，哈拉瑞雖然旁徵博引，繼續展示他超凡的博學，但觀點鋪排卻不算嚴密。他反複重提《神人》裡有關科技對智人未來演化的影響，即未來將會出現以壟斷「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為基礎的新統治階級，最終使人類進入科技獨裁的境地。他甚至在暗示這樣一個看法：都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不應再在「國家民族」這類政治爭議中打轉了，真正值得我們嚴肅對待的全球性問題，是整個智人物種的未來，而「科技」正是問題關鍵。
我不會用「有啟發性」來形容上述觀點，我頂多覺得，那是個「叫人興奮」的看法。哈拉瑞似乎在描述一個反烏托邦小說的情節設定，在這個故事裡，人類物種演化的悲劇性看來已無法逆轉了。他曾經提到，現在的科幻電影大都未能達到這種預言高度，因為科幻電影總是為主角留下最後一道防線：自由意志，像《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廿二世紀殺人網絡》（Matrix）這些電影的主角，最後都能出逃那個被築構出來虛擬世界，但現實卻永遠不是這樣。我很懷疑，哈拉瑞到底有沒認真讀過像《一九八四》這類科幻小說史上最優秀也最不天真的作品？即使有，他又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看法其實並不新鮮？他似乎是只重複著一種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悲觀左翼想像：人無法擺脫某「大他者」的控制。歷史上人類曾面對過國家制度的控制、統治階級的控制、意識形態的控制，如今哈拉瑞只是把「大他者」置換成當代最熱門的話題：「科技」。
但哈拉瑞的立場又似乎隱藏著一種民粹傾向。他一方面聲稱人的自由意志是虛構的，另一方面他又經常把「我們」掛在嘴邊 — — 他所說的「我們」是指「智人」，一個數量超過七十億的群體，共同面對著沒有差別的命運，或是「即使有差別也不重要」的命運。我認為哈拉瑞觀點的「啟發性」，僅僅是在提醒一般讀者，必須對「科技」這個早被視為日常生活理所當然的東西，抱著非常審慎的態度。然而當哈拉瑞將科技批判上升到「人類共同命運」這種抽象層面上，他所提供的，則是在很多優秀科幻小說裡到能找到，一種難以反駁的恐懼感。它之所以令人恐懼，是因為哈拉瑞描述了一個未所未見的不自由世界；而它之所以難以反駁，則是因為他所提供的圖像實在太大了，卻又未為此提供充份而嚴格的推論。
我不想把哈拉瑞的觀點說是一種陰謀論，他沒有明顯的認知偏誤或謊言，引用的研究結果也經得事實檢查（fact check）。然而他的觀點的確跟很多網上流傳、聽起來危言聳聽的意見非常相似。《智人》和《神人》在論述上仍保持著相當的連貫性，這部《21世紀的21堂課》則更似一批網絡文章結集，哈拉瑞亦確實運用了網絡KOL的寫作方式，行文間夾雜足以震攝一般讀者的海量學識，分析和觀點卻太過輕易了，很多水平不錯的評論家都不難寫出類似的內容。
太過輕易的，還有書中提供的解決方案。哈拉瑞聲稱，今天世界是一個「後真相」世界，但他所指的其實只是一個充滿偏見和謊言的世界。在此我們再一次看到哈拉瑞對意識形態批判的老派作風：要擺脫「偏見」，我們必須「自省」；要揭穿「謊言」，就要了解「真相」。他實際上沒有弄清楚「後真相」的具體操作方式，那就是：人們是選擇接受「偏見」和「謊言」，從而拒絕「真相」，而並非被「偏見」和「謊言」所蒙蔽，而不知道「真相」。科技是一種幻象嗎？國家政治是一種謊言嗎？對一個廿一世紀知識份子來說，這根本不應該是問題，而應該是思考問題的前題，而哈拉瑞還是要煞有介事地問，更在書的結尾提供一個相當「反批判」的答案：人類要謙遜、要教育、更要學習冥想和襌修，從而認識自己的心靈。
至此我終於明白《衛報》書評嘲諷哈拉瑞是「上師」，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有究天人、通古今之志氣的當代知識份子，立志將其思考尺度放到像「全球」和「物種」這樣的極大範圍上，卻因為無法處理當代世界的高度複雜性，便把大量現實問題的細節當成「俗務」排除在外，而只專注經營一個易於理解卻難以達成的「最極方案」上。哈拉瑞來自以色列，《智人》最初也是以希伯來文寫成，他曾大力批判以色列民族過份高估了猶太教對全球人類的價值，繼而高調擁抱以「真善美」為根本的世俗主義。但尷尬的是，哈拉瑞本人並不那麼「世俗主義」，從筆觸到論點，他都散發著「要帶領全人類走出埃及」的先知氣息。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