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讀《盧麒之死》
文／鄧正健
為了重審歷史，德國劇場發展了一種叫「文獻劇」（Dokumentartheater）的劇場形式，摒棄戲劇偉大的「虛構性」，全面採用可佐證歷史真相的文獻作為表演材料，像官方文件、檔案備忘、新聞報導、口述記錄等，引用時不作增刪，意在揭露被刻意隱瞞的歷史真相。當代德國劇場正好建立在這種直面歷史謊言的意識之上，而「文獻劇」最經典例子莫過於彼德‧魏斯（Peter Weiss）調查奧斯維辛真相的劇作《調查》（Die Ermittlung, 1965），劇中砍掉戲劇情節，改以對話拼砌摘自法庭的證詞，隻字不改展示在鎂光燈下。
翻開《盧麒之死》的頭幾頁，我已馬上嗅到類似這種「文獻劇」的敘事氣韻。事先張揚的歷史主題叫讀者滿心以為，黃碧雲大概還會沿用烈女烈佬的口述格式去寫盧麒的事，誰知死者開不了口，書中內容十之八九，赫然都是放在引號內的供詞檔案報導引文。以檔案代死者說話，乍看理所當然。
關於六十年代，我們大都知道六七暴動而忽略了六六年的九龍騷亂，同樣，在六六年的反天星加價運動裡，穿衣絕食的蘇守忠才是後世追認的抗爭楷模，而不是後來悄然吊死的盧麒。黃碧雲選得準，盧麒之死有象徵性，也有歷史懸念，官方說法是盧麒以煽動破壞公安罪判刑，一年後被發現在家中吊頸自殺，而他的同路人卻懷疑，他是被自殺的。「誰令盧麒吊死？」歷史各執一詞，《盧麒之死》也避不了是以「偵案」起題。
創作與檔案，處處商榷
黃碧雲說《盧麒之死》是「我的非虛構小說」。是小說，但不是虛構，她是怎樣想到可用上這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呢？諾貝爾文學桂冠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 Alexievich）以忠於紀實文學的口吻說過：「我不需要虛構，因為真實的生活已經充滿生活的真相」，《盧麒之死》似乎正在挑戰這個說法：「非虛構小說」大概是指，相信真實生活，但虛構（的小說）還是必須的。《盧麒之死》沒有沿「文獻劇」的格律走盡，也不依亞歷塞維奇馳騁紀實文學的「人聲拼貼」套路，黃碧雲以引號圈定檔案文字，卻以為數不可小覷的括號，框上主觀感性的文字以作消解。這些有著深刻黃碧雲文風的創作文字，便如眉批注筆一樣處處跟檔案文字商榷。但商榷不是批判，她似乎無意質疑檔案的真確性，毋寧說，她是追溯歷史還有什麼可能。
我不認為兩種文字有如黃碧雲自言，是「字義衝突，互相出賣」，更枉論要製造歷史的曖昧，文學的曖昧。《盧麒之死》的法度其實很清楚：演示一場鍥力逼近真相，卻早知必然失敗的歷史書寫。黃碧雲要告訴我們，她爬梳史料的能力是一流的，甚至到了一個程度，她根本不需要依循歷史學家重構事件因果的學術寫法，也能替散亂如星的檔案引文排列出一套敘事理路。但這敘事理路是時代性的，而不是故事性的，《盧麒之死》最終沒有破解歷史懸案，書裡寫盧麒故事，不是抽絲剝繭，層層道破，而是檔案真相自四方八面湧至，積累成斑駁雜陳卻沒有定案的歷史沉澱物。
全書以1966年4月5日的天氣報告開始，那天慘白青年盧麒遇見在天星碼頭絕食的蘇守忠，然後黃碧雲便跳過了事件的大部份內容，直接引用一年後關於盧麒之死的材料，法醫報告、新聞、蘇守忠和杜葉鍚恩的憶述、還有盧麒本人的遺稿。遺稿所寫盡是生活苦悶、憤世、虛無主義和叔本華，而黃碧雲則乾乾脆脆在引號之外下註：「盧麒想死」。已後，盧麒就由一個歷史書中的死者名字，漸漸生回血肉，變成一個屬於那個殖民年代的人。黃碧雲引用官方文件新聞報道裡的冷文字，以描繪騒亂和死亡事件，同時借盧麒的同代人同路人的眼睛和嘴巴，掃視他的面貌和心像，這都是什麼正經八百的歷史敘事所掘不到的。
不翻法庭的案，要抽歷史的秤
貫穿全書還是那條問題：「誰令盧麒吊死？」官方檔案有它的說法：「原因不明。」我們都害怕這種語焉不詳的官腔，我們才有追問的慾望。但黃碧雲的答法卻不是翻法庭的案，而是抽歷史的秤：盧麒死於孤獨，死於絕望。檔案文字引用到很來，好像漸漸撥開雲霧，逼近真相，很多盧麒的同路人似乎有意無意出賣了他，殖民官警似乎曾對他暗下私刑，而法驗報告也愈發疑點重重。可是 — — 可是，讀者並沒有因《盧麒之死》而獲得一個關於吊死是自殺還是他殺的結論，黃碧雲明顯更在意於細聽盧麒暗啞的聲音，和他怎樣對著殖民時代作微小吼叫：書中我以為最動人的引文，是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精準地說中了什麼是「殖民性」的一句話：「欠缺永久性和無所適從」。盧麒不快樂，盧麒在事件開始時遇過一個身穿灰衣，名叫呂鳳愛的女子，黃碧雲這樣描述那種情感：那一天是「情慾爆發的一天」，那時代是個「艷情年代」。
很旖旎的結案陳詞，那是所有香港歷史論述裡都沒見過的敘述，也終究讓《盧麒之死》由「非虛構」變回「小說」。「誰令盧麒吊死？」歷史案情沒有進展，反而有了文學上的演繹，然而我始終難以排遣納悶：即使黃碧雲那麼尊重歷史真相，是什麼意態令她在這一步上停駐下來，任由盧麒之死的真相僅留下一條文學／小說的註腳？
對映梁天琦，殖民鬱悶不復似
幾年前有一齣關於六七暴動的劇場作品，便用上類似「文獻劇」的表演方法。劇末導演讓一眾參與研究編作的年輕演員現身說法，表達他們怎樣理解六七暴動跟現當下的關係。《盧麒之死》也有這樣的尾巴：2016年元旦的旺角街景，一度是政治風眼的梁天琦的身影，自《盧麒之死》的中段就開始淡入，直至書近尾聲，黃碧雲先引蘇守忠晚近「燒肉和尚」的怪境，看似順理成章，突然引風一轉，大幅引述有關旺角騷亂和梁天琦被審訊的新聞材料。黃碧雲以古鑑今的引向很著跡，六六也突然變得比六七更貼近當下。歷史總有相似性，歷史永劫回歸，黃碧雲寫盧麒要追認歷史，追認被壓迫者，但更重要的，是要追認那種年輕的鬱悶感、鬱悶的年輕感。
《盧麒之死》對所謂的「殖民性」有著很豐滿的把握，相比起黃碧雲多年來以小說敘事細心築構而成的「後殖民誌」，《盧麒之死》無疑更寫進香港社會結構裡，也更能寫在殖民體制的花臉上。不過，歷史書寫能簡單地以「以古鑑今」作結嗎？我是存疑的。六六跟一六都有黑警暴力，都有年輕的鬱悶感，但「殖民性」之說早已解釋不了當下那種「中港政治深層結構」 — — 而我們甚至未創造出另一個更好的說法呢 — — 那麼這種追認，這種以古鑑今， 會否有點太輕易呢？
「非虛構」盤問歷史，欲說還休
對於「紀實」、對於「非虛構」盤問歷史的能力，我還是滿有期望的。尤其是，即使真相未必等於正義，但真相還是正義的前題。而《盧麒之死》，或黃碧雲的文字卻不怎麼講正義，或至少不以真相為文學的理由 — — 正如她在書裡說：「歷史不會結予最終答案」 — — 不以正義為《盧麒之死》的理由。有時我還會被黃碧雲在一篇得獎感言裡的說法螯痛：「沉默也讓我知道，言語無用，文學作品的存在，似有還無，不時會成為自己或別人良心的裝飾品⋯⋯」雖然《盧麒之死》還是有著一種飽滿感：「⋯⋯但當思想情感語言飽滿，沉默無法承載，就會有話，小字成書，因為珍惜，每一個字都圓潤有光」（〈言語無用‧沉默可傷〉）。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密雲，清涼，最低氣溫為攝氏十六度。」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箇秋。盧麒的事，當然可以這樣寫。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