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正健
我曾經把三大冊《楊牧詩集》讀了一遍，偶然略過一兩首不讀是有的，但大體上都讀過了，連同詩人生前最後一部詩集《長短歌行》，我相信我已讀過他八九成的詩。可惜我半生過去，應該與詩緣份不夠，我沒成為詩人，讀詩水平也不夠專業，楊牧的詩我大都讀得愜意，真正深刻得能刺穿靈魂的，來去只有幾首。我也從沒用過文學圈的典律來驗證，我所喜愛的是否俱屬楊牧最優秀之作。當知道楊牧逝世消息，網上紛沓悼文貼詩，我卻羞於表達我讀楊牧時的笨拙，便沒選貼心頭之好。
有人注意到，網上貼出楊牧詩的選擇非常多樣，時期和主題跨度很闊。我則要在這觀察上加上一個註腳：悼念詩人的不只是文學圈中人和資深文學讀者，也有不少普通讀者 — — 當然這分類是我的主觀看法，把我所認識及不大認識的朋友區分為已熟知文學體制的「圈內人」，以及不熟知文學體制、卻不受體制影響地而率性地選擇文學讀物的「普通讀者」。上述對楊牧詩的多樣選擇，似乎只在「圈內人」之間發生，大抵也跟我選擇不貼詩的心思相近：不選經典，只選另類，以表現自己對詩人的獨特品味。反而距離文學體制較遠的普通讀者，則多選經典，其中尤以 — — 你一定也猜到了 — —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最受歡迎。
〈有人〉寫得直白，即使沒受過文學訓練，或未經歷文學體制沖刷的普通讀者，要進入詩作，明悟詩中精神，也不是難事 — — 當然，這不就是文學應有的力量嗎？不過，就楊牧詩風而言，〈有人〉不典型，是他不多見對社會現實的介入，尤其是當我捧著《楊牧詩集》一首一首詩的讀下去，儼然看到一個誕生於闇壓之海卻散發著古典氣息的肅穆青年，橫越嚴山烈嶺，聽著抒情之歌，直達既婉約又奔馳的意象之網，其時詩人已一身沉著之風，在宇宙間緩步靜思，〈有人〉就別具韻味了。奚密認為早在楊牧仍是「葉珊」的時候，他是深入認同浪漫主義的；及後他留學美國，把筆名改為楊牧，亦漸漸從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中汲取資源，最後建立其兼收浪漫抒情與學者身段、也貫古通今的獨步詩態。我大致明白評論家的說法，楊牧詩給我的讀詩經驗，正恰是置身於遠通文明起源、下達當世精神的意象宇宙，遣詞讀句是一剎那，卻感通無限和永恆。正如詩人在〈論詩詩〉（是的，我要引我喜歡的詩了）寫道：
在座標紙上，起初它停滯
不前（並且放任觀念空間
展開直到無限的無限），我
搏擊剎那以數字循環計量「數量？其實最堪覆按的
應該還是你體會心得的
詩學原理：生物榮枯如何
藉適宜的音步和意象表達？當然，蜉蝣寄生浩瀚，相對的
你設想捕捉永恆於一瞬」
我對楊牧的印象就是這樣形成了。而當別人紛紛引用〈有人〉，並將詩句放在當代香港的政治語境裡，一股知識分子的激越感亦霍然冒起。詩有戰鬥力，一句「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恍如為每一場現實性和象徵性抗爭而寫的口號，旨為戳穿當權者的謊言。這顯然就是一束火苗，觸發知性庶民的集體反抗感。然而我在此時總要站遠一點，將〈有人〉與社會現實共同構成的抗爭場景，再套入楊牧的詩宇宙裡，便隱然有種嫌棄〈有人〉過於直白、曲折不夠的痛感。我說「痛感」，是因為我知道這種「嫌棄」，包含著一種「審美的不道德感」：當一首詩、或任何一部藝術作品，因為其準確命中現實而使其美感有所流失，而我竟為此感到不妥。但這是不道德的嗎？
詩有政治詩、戰鬥的詩、意識形態的詩，其他藝術亦然。把詩或藝術抽離於現實之外，Art for art’s sake，那不是在美學上愚昧，而是在倫理上涼薄。而當詩或藝術不夠節制，一味幻想自己化身武器，很快便會落入意識形態的幻覺裡，那也不是在美學上愚昧，而是在政治上無知。因此我總是不願把問題簡化為美學與政治的對立，而是怎樣處理兩者的相融和排斥。〈有人〉的優秀，其實不在於它的戰鬥力，而是在於楊牧如何在寫一首政治詩的同時，也好好保衛了詩之美。「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最直接的理解，是「我」為詩人，「有人」則是一名不知名（或假托）的年輕提問者。全詩共六段，篇幅頗長，卻主要有三條脈絡：一是年輕提問者的生活背景，二是詩人與年輕提問者的思想鬥爭，三是詩人在面對提問時的精神意象演繹，三者揉合渾成，延綿成敘事能力頗強的長詩。詩裡寫台灣歷史（日治、省籍、國族）和社會政治（眷村、學台灣國語、升學當兵、鄉愁、法律），但更搶眼的卻是詩人對年輕提問者的思考開展：
（⋯⋯）他顯然歷經
苦思不得答案，關於這麼重要的
一個問題。他是善於思維的，
文字也簡潔有力，結構圓融
書法得體（烏雲向遠天飛）對著一壺苦茶，我設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他那許多鑿鑿的
證據，也許我應該先否定他的出發點
攻擊他的心態，批評他收集資料
的方法錯誤，以反證削弱其語氣
指他所陳一切這一切無非偏見
不值得有識之士的反駁。（⋯⋯）發信的是一個善於思維分析的人
讀了一年企管轉法律，畢業後
半年補充兵，考了兩次司法官……
雨停了
我對他的身世，他的憤怒
他的詰難和控訴都不能理解
雖然我曾設法，對著一壺苦茶
設法理解。我相信他不是為考試
而憤怒，因為這不在他的舉證裡
他談的是些高層次的問題，簡潔有力
段落分明，歸納為令人茫然的一系列
質疑。（⋯⋯）
普通讀者不一定年輕，但也能輕易假想自己仍然年輕，抱著熱切但躁動的心，誠心詢問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而被問者則是一個思想成熟的詩人。所以「有人」可以是讀詩引詩的讀者，而既然作者已「死」，讀者更可以繞過或懸置楊牧寫詩的歷史語境不顧，將詩看成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對話錄。當然〈有人〉的思辯性並不在於公共理性，而是詩人與年輕提問者之間、思想與情感的交融和對壘，如同一個精神分析師跟其病人的相互移情作用。〈有人〉受普通讀者所喜，恰恰就是這種移情發揮作用：時代鬱悶、人心躁動，心志不夠堅壯者既需要公共倫理的解答（如公理和正義是什麼），也要藝術的慰藉（如讀詩、貼詩、或想像自己跟成熟的詩人對話）。
當然，這種讀詩的移情並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尤其不是為了社會政治困境找到出路，而是思考怎樣在政治和藝術的拉扯之間安身立命。後來楊牧寫了一本叫《一首詩的完成》的書，擬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也整理以及宣示楊牧自詡成熟的詩觀和詩人想像。《一首詩的完成》有一章名為「社會參與」，詩人（假托）跟一名抱有詩人理想的年輕人來往書信，並提出了那個經典的兩難：「如何以詩做我們的憑藉，參與社會活動，體驗生息，有效地貢獻我們的力量，同時維持了藝術家的理想，而在某一重要關頭，尚且全身而退，不被動地為浩蕩濁流所吞噬，或主動地變成權利鬥爭的打手，為虎作倀，遂失去了當初所謂參與的原意。」但觀乎詩人所述，那並非邏輯上的兩難，而只是藝術修為的法度 — — 他是問「如何」，先兼善於參與社會和維持藝術家理想，然後再在兩難關頭，毫無妥協從濁流抽身，回到詩人的藝術理想主義軌跡。顯然在品位上，藝術高於世界，但除非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否則兩者並非不可並存。
現實中的抗爭事業時有一種非此即彼的想像：不擇手段以達到政治目的，或守著道德人的最後防線。若將「道德」置換成「藝術」，想像亦然。無人能準確知道，何時才是政治的「重要關頭」，而每每在大轉折時刻，總是有人呼籲：藝術無力了，詩也無力了，上街吧，抗爭吧。但同時又有文藝人反擊道：詩終究是有力的，只是藝術的力量並不在當下，而在永恆。我無意評價兩者對錯，我只想說，對年輕人 — — 即楊牧的對話對象 — — 來說，他們總是主觀地希望相信後者，現實卻讓他們不得不接受前者。在這兩難之下，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裡的說法才是有力的：選擇介入或抽身只在一時，詩終是詩人的家鄉。
楊牧寫道：「藝術求長遠廣博，希望放諸四海皆準，社會參與要快速把握時效，這個地方的大事可能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小事，倏忽囂張，為這目的所作的詩效用當然也很短暫，與『永恆』無緣」，「這是非常艱鉅的工作，一種挑戰 — — 幸好它是我們的『自我挑戰』，無非是因為我們在理想上有所秉持，不但要充份發揮我們的藝術想像，以美的完成追求詩的真理，而且還為平凡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迫擊著，環顧左右，眼有不忍見者，耳有不忍聽者，在這樣一個公理正義幾乎都已衰頽敗壞的時代，中夜捫心，怎麼能不披衣感奮，覺得無論如何，無論我們是否已經追求到永遠的詩的真理，還必須調整筆鋒，以某種更直接朗暢的方式參與社會問題的批判 — — 是的，你既然是詩人，也是一個弘毅的知識份子，你怎麼能置身度外？」
那恰恰就是給〈有人〉的提問者、跟讀詩引詩的讀詩者的回答。楊牧懂得，不只因為他應也曾是這樣一類青年，更因為他在抒情詩人的路徑上看透了，世故了，以過來人的心思，觀照後輩的張狂和困窘：
（⋯⋯）我從來
沒有收過這樣一封充滿體驗和幻想
於冷肅尖銳的語氣中流露狂熱和絕望
徹底把狂熱和絕望完全平衡的信
禮貌地，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許多年前，葉珊已通透地表示，浪漫主義是有層次的，例如雪萊就比華茨華斯、柯律治、濟慈和拜倫都高，因為「雪萊向權威挑戰，反抗苛政和暴力的人」。然則在《葉珊散文集》內這篇堪如詩學宣言的序言裡，最後卻是把葉慈放到頂層。他說濟慈、拜倫和雪萊早死，而葉慈則享高壽，有足夠的生命時間綜合、擴充和發揚各位前人的好處。我想的是，〈有人〉要表現的與其說是一種反抗，倒不如說是一種綜合：「善」（公理和正義）和「美」（詩的美學）各自對「真」（個人追求的真理）的爭逐，詩至終結，詩人也未有回答問題的意欲，而只是呈現當中從矛盾到昇華的情態：
（⋯⋯）我體會
他沙啞的聲調，他曾經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風雨
計算著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嚮導的使徒 — —
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
一顆心在高溫裡溶化
透明，流動，虛無
我覺得即使你無意當詩人，〈有人〉的主題也是相關的，因此它才會比楊牧整個詩歌境域裡的意象與抒情盛景，更能敲進普通讀者的生命。我也不禁想起柄谷行人在《倫理21》裡對康德哲學的獨特演繹：柄谷說，審美行為應是「無目的性」的，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要為審美而置倫理公義於不顧。所謂審美，不外是把真善的追求「置入括號」，即暫時不說。但作為倫理人，我們更應該知道進退，懂得在適當時候「去掉括號」，讓公理正義重返必須處理的日程裡。當代政治批評最常見的陋習是：要麼為了戰意而失去做人的格調，要麼過份珍惜羽毛、政治上就退縮了。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所提之法其實就是，在社會參與跟藝術追求無法並存時，身為詩人就好把社會參與「置入括號」，先去進行一個詩人秉持一生的理想。然而生命流長，一時進退不足論英雄，懂得「置括」有時，「去括」有時，所需要的只有一點：成熟的心靈。
這難道不才是每個人都應該追逐的目標嗎？阿里士多德有個概念叫eudaimonia，公認難以翻譯，其意粗略地說，就是追求一種自我發展至完善的心靈狀態。〈有人〉之好，就是寫出了詩人的eudaimonia。 而對讀詩貼詩的普通讀者而言，暫不寫詩沒有什麼大不了，那不過是把審美置入「置入括號」而已。倫理和詩學從不矛盾，只要我們明白，世界就是在括號之內和括號之外運行不息，這一點就足夠了。
狂妄的閱讀適合顛覆
高蹈的書寫，陰曹的罡風
不能回溯那脈絡體會，遂一舉
將精緻的蛛網解構，摧毀「詩本身不僅發現特定的細節
果敢的心通過機伶的閱讀策略
將你的遭遇和思維一一擴大
渲染，與時間共同延續至永遠
展開無限，你終於警覺
惟詩真理是真理規範時間」
我以楊牧〈論詩詩〉的末段作為此文的結語。詩中引號，正可作括號用。
（原刊於《明報》「世紀版」（2020年3月25日、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