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正健
（按：新年將至，剛好我重讀鄂蘭，便想起這篇收在《道旁兒》中的舊文。年沒什麼不好，負心的都是人。與廿一世紀少年共勉。）
哪年開始不用去親戚家拜年呢，我記不起了。我只記得有一年，母親無意中跟我說，她不再去拜年了，話說得輕鬆，只是嘴臉間流露出一絲看似微不足道的厭惡。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家沒到親戚家拜年，已有好幾年了。
肯定有人說過，每個年代都有其顏色。我生於二十世紀，跟世紀之交距離不近，於是成長記憶仍留著不少二十世紀的墨跡。我的二十世紀顏色很多，其中一種是紅色，不是革命的火紅，而是農曆新年的大紅。那幾年我的小手牽緊母親的手，她則傍著益壯的祖母，連同家中不同成員組合，在香港各區作掃盪式拜年。印象裡，我到過新界鄉村、舊式公屋和新式私樓，拜年時候，人聲錯落，窗明几淨，室內掛紅貼綠，糖果糕點美不勝收，利是多得墜壞口袋。這些都是關於拜年的美好記憶，就只有一樁例外：總有一大批我說不出名字記不著關係卻笑臉迎來輕摸我小頭搣我小臉的所謂「親戚」，在我面前擾擾攘攘，令人惶惑不安。
「親戚」真是一個奇怪的概念。
時至今日，拜年已成演繹「他人即地獄」的絕佳場所。網上流傳如何竅衍親戚侵略性提問的攻略，好些朋友不諱厭惡拜年，更揚言最痛恨過年。我知道大家心裡不是不喜歡中國新年的繁文縟節，而是不喜歡與親戚打交道。但就在不久前的二十世紀，當農曆新年仍是大家喜氣洋洋要過的大時大節時，「親戚」卻是構成人際網絡的重要元素。在我祖父一代的香港人，大家都是新移民，沒有在地人脈，依傍的就只有同姓同鄉之間互通聲氣。小時候我喜歡追溯各位親戚關係的叫法，表舅是誰人的誰，姨婆是誰人的誰，很快我就發現，拜年遇見的那堆所謂親戚，在家族樹上的距離其實都很遠，有些上數四五代才是同一戶，有些甚至連血緣和姻親關係都沒有，不過是數代前同住一村並鄰而居的同鄉，同姓或不同姓。到了我這一代，幾乎已無法理解這種宗族近親性對生活的意義，但祖父母應該暗自明白，那是他們主要甚至唯一的社會關係。
所以拜年不只是上一代人遺給下一代的人際債務，也是二十世紀香港新移民套給二十一世紀本土香港人的社會想像。有一個關於同枱食飯的小故事是這樣的：想像一群同枱食飯的人，席間言談甚歡，忽然一個神秘巫師作法，圓枱離地而起，再騰空消失。剎那間各人之間全無阻隔，大家沉默了，互相對望，困窘焦慮之感籠罩全場。過年時候，免不了團年春茗的親戚飯局，每次我看著枱上琳瑯滿目的飯餸，和席間琳瑯滿目的親戚，我都會想起這個故事。飯枱構成我跟他們的關係，隔著枱，我跟他們可如朋友暢所欲言，只是同枱食飯，各自修行，你別問我私事，別理會我枱底腳邊的勾當。
問題是姨媽姑爹不是這麼想。他們壓根兒就是那神秘巫師，甫開席就變走圓枱，自恃親戚上頭之誼，毫不害臊地追問你最私隱的事。
這個小故事來自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她的原話是說，圓枱是理想中的公共領域，人們通過自由對話，跟共同體中其他成員保持聯繫，又各自分隔，大家都保有自己的私人領域。而現代社會之所以難以忍受，卻是因為過於強調共同體的同一性，當圓枱騰空消失，公共領域全面撤退，私人領域無限擴張，人們再沒分隔，也失去了聯繫溝通的媒介。
在拜年的事情上，我總覺得錯怪了「親戚」，他們不是有意冒犯，而是「我們」跟「他們」對社會和公共性的想象，著實大相逕庭。上一代人世界不大，但由家族親屬構成的私域卻放得很大，偏生下一代人的世界大了，公域私域壁壘分明，公域很大，私域卻很小。下一代人既是家族中的後來者，那麼這個同枱食飯小故事的更新版本便應該是：圓枱本來就不存在，是遲來入席的子侄輩搬來大圓枱，硬生把長輩的統一世界改成公私分明。長輩看不順眼，其來有自。
在二十世紀末的顏料還浸染著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個年頭裡，香港流行著一個關於香港人政治冷感的社會學解釋，叫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簡單說就是將家庭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我仔細端詳母親說不再拜年時的厭惡表情，想起她身為家族裡的大媳婦，入門遠比小叔媳婦早很多年這個事實，便不禁設身處地替她想，當年她一個小女人嫁進我家門來，眼前卻是一個社會大小卻妄稱「家庭」的親戚網絡時，她是怎樣走得過這片大薄冰的。
「家庭」一說，令人低估了家族親戚網絡的大小和緊密度，也高估了上一代人的自私自利。
每逢過年，我總憶起祖父母對待親戚的親厚和慷慨，甚至遠勝於對子女。二十一世紀本土香港人的公私概念不適用於他們，他們把公德用於親戚頭上。那時是二十世紀，揮春的紅色，政府天高皇帝遠。
鄂蘭說過，公域的概念早在古希臘時期已經存在，而當時是喚作「政治生活」，意思是城邦裡的公民之間透過對話，「政治」便如此誕生了。但古希臘人十分鄙夷相對於「政治生活」的「家政生活」，反而更懂享受生活的羅馬人，則比較重視公域和私域之間的嚴格分野，不可互相入侵。只是他們萬料不到，此等區隔在近代世界被衝擊得體無完膚，當民族國家興起，一個稱為「社會領域」的東西出現了，圓枱至此消失。
每念及鄂蘭的論證，我就特別珍惜過節拜年的日子。
二十世紀香港的親戚網絡已名存實亡，全面公域化的趨勢使我們的私域愈來愈小，也愈來愈封閉，而二十一世紀的少年我們，亦已失去羅馬人平衡公私的能力。幾年間，香港政治風起了，拜年之原罪，已不只限於讓姨媽姑爹侵犯我們私隱，更漫延到政治立場上的張弓拔穹。鄂蘭分析公私域的遷界，其實是要探討人在現代世界的存在條件，她劈頭便道，她討論的是一種「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當中包括三種人類活動：一是勞動，即與人體生物性歷程對應的活動，例如結婚生仔；二是工作，即人類透過改造自然規律而進行的社會活動，例如讀書和打工；三是行動，即人們彼此交流從而突顯人類多元性的活動。如果置換成拜年話語，顯然易見的是，前兩者就是親戚冒犯我們私隱的舊話題，後者則是今日足以叫親屬家人反目的政治敏感題。
雨傘運動後一度出現unfriend 潮，至今不絕。是怎樣的魔力叫人狠心放棄十數載的私交，換來一次表現政治立場的機會？常言道：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亦有言：相逢一笑泯恩仇。對於「行動的生活」，鄂蘭所給予的描述是：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處於人群之中（inter homines esse）、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人只不是沉思者，更是行動者，而「行動」則是按古希臘的古老政治理念 — — 跟別人說話 — — 來實踐。這就是政治，這才是政治。我之前並不知道，我們中了什麼蠱，居然以unfriend 這類堅拒對話的偏執方式來搗毁公共領域，直至我看見，二十一世紀的少年我們紛紛以沉默和支吾應對姨媽姑爹，以免破壞過年時節的喜慶幻象。
雨傘之後，拜年不再可能。弔詭的是，我們卻一直歌頌在佔領現場跟陌生人無所不談的高尚情操。
於是我再沒有央母親跟我去拜年了。她老了，就讓她依著性子過活吧。而我就躲了個閒，捧讀鄂蘭厚厚一冊《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母親是上世紀的人，她只有上世紀的顏色，可是她的時代過去了，我卻要相信自己尚有大半個二十一世紀的時間，思考怎樣更體面地過年，恰當地拜年，而不是一味討厭它。
2016.2
（原文載於鄧正健：《道旁兒》（香港：文化工房，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