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正健
最近我看了甄拔濤改編陳冠中小說《建豐二年》的劇場演出，感覺頗能抓住原著神髓。事後我跟拔濤提起，戲不錯，就是欠了一股凝聚力。他問，那是什麼呢？我說，問題不在你，而是在原著。《建豐二年》以國民黨戰勝共產黨為「烏有史」起點，盤設幾段歷史人物在「烏有史」裏的可能遭遇，小說之不是味兒，正在於這些段落的想像力不足，沒能建構起一個足以顛覆史實的烏有世界，只將得國的蔣氏父子從現實的台灣場景轉到中國大陸，並讓共產黨撤離歷史現場，那不過算是對史實不太劣拙的模仿。我告訴拔濤，這種薄弱感，也大致在劇場演出裏展示了，他沒有超出陳冠中的框架。
但我沒有為《建豐二年》的小說或劇場演出寫過評論，原因是我這份「個人感受」，並不適用於公允地評說陳冠中。最近陳冠中悄悄地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文集，名為《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陳冠中的時代文評集》，我說「悄悄」，是因為我沒看到有什麼人談論它。
書名來自書中一篇文章，文題則來自王德威另一篇文章。烏托邦（utopia）和惡托邦（dystopia）是銅板的兩面，在現實政治上或文學上亦然，前者寄託希望，後者則惶惑於絕望之中，從歷史到當代，政治理論家跟文學家對現實政治的認知，絕多不離這兩種。但陳冠中偏走中路，他「想像自己是在非烏托邦非惡托邦的異托邦世界裏嘗試做社會創新思考」，並指出一般人對世界政治的認知，其實不是烏托邦式，也不是惡托邦式，而是兩者之間的膠着狀態。
空談絕對希望絕望層次太低
異托邦（heterotopia）典出傅柯，動態很強，非綁定於二元，敲問體制又不囿於體制，也跟我們所熟知的柏拉圖《理想國》、摩爾《烏托邦》，到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邦（惡托邦）小說（《我們》、《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這一系列想像烏托邦文學傳統大異其志。我之所以對《建豐二年》心有微言，正是他沒有把其筆下的「新中國烏有史」寫成這樣的烏／惡托邦小說，既有的文學想像落空了，但其實《建豐二年》根本不是流於這個文學傳統的小說作品，畢竟空談「絕對的希望」跟「絕對的絕望」，層次也太低了。依陳冠中的史識，《建豐二年》或許更應該被喚作「異托邦小說」。
另一個類似的低層次想像是關於現實中國的﹕將一切絕望感歸因於極權體制，即中共。身為小說家的陳冠中，曾以《盛世》將這種想像用文學形式曲線寫出，極權沒帶來絕望，反而給出了如幻的幸福感。而身為評論者的陳冠中則正面抽擊，不斷以重磅評文探究廿一世紀中國的政治狀况。《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編彙厚實，收錄的長篇評文多寫於廿一世紀，香港讀者大概對這一面的陳冠中印象不深了，而老是覺得他只是香港雜種文化的代言人、「我這一代香港人」的反省者。
更有韌力的論述是中華評議
其實，他更有韌力的論述是中華評議，心水清的讀者應該還記得，他寫過一本《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大開大闔地批判中共喉舌理論家綿裏藏針的政治話語。這類兼具視野、雄辯和論述深度的重磅評文原來不少﹕有一篇他倡議「一中多制」的國師式文章，聲言是現實可行的「跨政制跨主權憲政體」，以圖解決兩岸中港和中國少數民族的政體爭議，不失見地又避免在措辭上過度觸動當政者的神經；又有一篇重讀西方政治理論中有關「東方專制」的理論系譜，以恢宏的學術量度闡明，從古典東方專制到二十世紀經西方極權主義加持的專制2.0，至今已發展成以當代中國為典型的專制3.0：即國內以全景監控為治理技術、國外則積極介入國際事務，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持份者，以經濟利益最大化防止專制2.0因鎖國而導致政治上的內耗。
其實，陳冠中絕非忽然政治。原來早在1981年，陳冠中已深入討論過「東方專制」的原始版本「亞細亞生產方式」，原文亦收錄在此書裏。「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發明的概念，曾被史達林和毛澤東因政治現實需要而埋葬多年，直至1970年代才在西歐新左翼（今天看來，「新左翼」已成「舊左翼」了）手中重見天日。左翼青年陳冠中拾人牙慧，將討論帶來香港語境，自此「左翼」就成了他的思想骨質。後來他成了一名社會務實派，搞文化、拍電影、從商、辦社企，居然沒有像他同代的好些人一樣，變成了失節失態的右翼保守派。他始終保持清醒，也保持要求自己清醒的態度，堅執着左翼的批判精神，卻拒絕落入任何左派的教條主義。
刺猬狐狸混種身法
現在陳冠中會宣稱自己是「左翼的中道自由主義者」，以跟傳統左翼區分，也不企立於自由派內部左右兩端的任何一方。他選華文裏的「中道」一詞自况，堅拒各種意識形態化，他更聲言，絕不「屆從於兩大霸道強權，一邊是以自由為名強取豪奪為實的九頭蛇許德拉，一邊是反自由、威權專制的海龍利維坦」，儼然呼應了他在「烏」與「惡」之間取了「異」。
這就是陳冠中在通部文集裏所勾示的思想圖譜﹕他以港式雜種世界主義作為方法，劍挑華人世界的霸權怪獸，目的還是要捍衛「中華」的生命力；他又將自己辨別為「華文作家」，而不是「香港作家」、「中國作家」，認為要以「華文」（sinoscript）代替略嫌舶來的「華語語系」（sinophone），更強調華文內部同中有異，各表共生的現實情態。質言之，陳冠中的思路，有大中華的框架，卻拒絕僵固的定性：他的史識學養，令他有足夠能力通讀曾經紅極國際思想界的解構「後」學，卻巧妙地用作探問華人世界出路的理論資源。
政治哲學家以撒‧柏林曾提過「刺猬型」和「狐狸型」兩種學者，這說法源自古希臘詩人阿奇洛克斯（Archiloehus）的詩句：「狐狸諸事皆知，刺猬僅知一要事。」陳冠中是刺猬跟狐狸的混種，他有狐狸的海量識見，也具刺猬的學理深度，但他總是以狐狸的面目示人，行文如流水行雲，旁徵博引又不拘一格，故我們往往忽略了他有着比二流體制學者深刻的學術修為，即刺猬的精準與深刻。學院體制跟民間論述互不瞅睬，這是當前網絡輿論泡沫化下的知識結構，陳冠中的「刺猬／狐狸」混種身法，大可作為兩者的串連，而《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正是這樣一部值得細讀的文集。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