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國歌美學— — 《願榮光歸香港》及其不滿

鄧正健
10 min readSep 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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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正健

source: 《明報》

所謂「耳蟲」(earworm),是指某段音樂重複在腦海裡出現的現象,學者以一條鑽進耳窩的蟲比喻音樂,蟲子在腦裡爬行動,在認知裡形成癢處(cognitive itch),痕癢難止,但又對身心無害。流行文化最懂製造耳蟲,對流行曲式念念不去,縈繞多日,是我們常有的經驗。至於廣告歌,或網上流行的二次創作歌曲,更是當下耳蟲的溫床。我們似乎永遠不會知道某一歌曲怎會突然咬中我們的神經,因為耳蟲之歌、洗腦神曲,往往未必我們所愛的美歌,更多是我們嘲笑的劣作。借羅蘭巴特的用語,這是聽覺上的刺點(punctum)。

《願榮光歸香港》突然響遍全港各現實和虛擬抗爭現場,它的曲式就像高速繁殖的蟲子一樣,大規模、全方位地鑽入香港人的耳裡。最初有人在9月8日美國領事館外的示威現場領歌此曲,然後就是大球場,短短數日之間,此曲廣泛流傳,並得到廣大香港人認可,從獅子山巔到各大商場,萬人合唱,連月來種種集體情緒一下子被勾起,被釋放,被放大。《願榮光歸香港》帶點幸運地迅速佔領了當下香港人的集體意識,影響所及,即使不少人都在理智上都知道,此曲瑕疵不少,但正如任何審美理性都無法阻止耳蟲鑽入腦裡,大部份人都不忍心狠批它,反而大將旗鼓為它護航,尤更甚者,更以「國歌」之榮譽待之。

一種貌似客觀的評論態度是這樣的:對於集體認同的東西,我們應該有包容批評意見的氣量。對於《願榮光歸香港》的零星異見,連日來都在網絡上不住流傳,很多人以不割蓆不批評為由,不對這些異見回應太多;另一些熱心的評論者,則多以「語境」和「成效」回應之,認為即使歌曲曲詞不算完美,但不論是歌詞內容還是傳播方式,都說明了它無可代替的位置,故這些所謂「異見」,不過是旁末之見,不足以論成敗。

我對多方說法都沒有太大的反對,但我更加關心,在一遍歌頌之聲中出現如此的異見,是如何反映整場抗爭運動、甚至整個香港共同體想像裡的異質結構?而當《願榮光歸香港》被冠「國歌」之名後,對這些異質聲中的國族想像,又產生了怎樣的刺激作用呢?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的異見聲音,不計官方的惡意批評,大體上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歌詞不好」。概言之,就是指歌詞膚淺,文學水平不高;較具體的批評則是指歌詞氣勢欠奉,曲詞韻律不配,根本不像「國歌」。顯然易見,這類批評觀點乃是建基於一套「國歌美學」而作出的,由此我們便引出一個問題:國歌的美學標準是什麼呢?

國歌不是一種音樂風格,而是歷史和政治產物。很多國家的國歌都不是原創歌曲,而是在建國以前或建國過程中已廣泛流傳的歌,故能給民眾指認為足以代表國家民族命運,最後才被選為國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本是1935年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後來由於深受民眾歡迎、歌詞內容跟人們所想象的建國歷史也相符,像「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恰好符合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所積累的國家民族主義想像,故被選為國歌。又如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La Marseillaise) ,曲詞皆寫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後被馬賽志願軍選為軍歌而揚名全國,及後被選為第一共和國歌。曲中描述人民武力起義對抗暴政,如歌詞首段及副歌部份:

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一起走吧,祖國的子民們)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 (榮耀之日來臨了!)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那暴政對著我們)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升起了染血的軍旗)
Aux armes, citoyens! (拿起武器,公民們!)
Formez vos bataillons! (排好你們的隊伍!)
Marchons, marchons ! (進軍,進軍!)
Qu’un sang impur(讓不潔之血)
Abreuve nos sillons ! (灌溉我們的壕溝!)(翻譯引自維基百科

具體表達了國家建立於戰爭和血泊的歷史,以及民族團結對抗敵人(外敵、暴政)的建國故事。這兩首國歌可算是我們對「國歌風格」的最典型想象,激昂、豪邁,以進行曲(march)的強烈節奏呈現建國歷史中的志氣、壯烈以至血腥。

香港社運近年一直囿於「勇武」與「和理非」的對立之中,雖然反修例運動成功建構了「be water」式論述,有效調和兩者在運動中的共存位置,但路線上的差異依舊金存在,尤其當涉及抗爭的美感時,兩者差異就會被重新突顯。《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詞中雖有語調激昂之句,例如「昂首/拒默沉/吶喊聲響透」、「血在流/但邁進聲/響透」之句,但軍事感不強,也沒直接提及戰鬥和犧牲,反而歌詞中大量描述了被暴政壓迫時的集體情緒,驚恐憤怒徬徨此起彼落。例如:

何以/這土地/淚再流
何以/令眾人/亦憤恨
何以/這恐懼/抹不走
在晚星/墜落/徬徨午夜

另有一些則是描述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理想主義式渴望。例如:

盼自由/歸於/這裡
建自由/光輝/香港
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
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無疑歌詞中戰意不足,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昔日香港社運的「左膠傳統」和失敗主義,這亦連繫到《願榮光歸香港》第二個遭到垢病的論點:「唱歌不好」。「今天我」早已成為香港社運失敗主義的代名詞,而在反修例運動中,武力對抗級數躍昇之快,令舉世咋舌,是故對某些人來說,「唱K式抗爭」絕對是走回頭路,只是在不割蓆的抗爭指導思想之下,不便發作而已。但當《願榮光歸香港》被迅速傳頌,甚至被高舉為「國歌」之後,馬上便引起了持這種立場的人士反彈。以一首戰鬥姿態羸弱、甚至帶有基督教讚美詩(hymn)色彩的歌曲來代表整場運動、甚至代表整個立足於反共抗暴的香港共同體,無疑是一種降格之舉。歌名中以「榮光」代表終極理想,並以「願」和「歸」為動詞,也令人聯想到基督教渴望被拯救而非積極自救的被動態度。雖然創作者之一T曾引用李白和魯迅的文句,以「論證」並非純然是基督教詞彙,但如終說服力不強,也不見得能影響一般人對「榮光」一詞習慣用法。

由此我可以引出另一個問題:《願榮光歸香港》不以戰鬥意識入歌,卻保留了帶有宗教色彩(不一定是基督教,而是泛指一般宗教裡慰藉苦難心靈的元素)的防守意識,為何反而能攏絡大部份香港人的認同呢?討論「國歌美學」時,首先需要了解各國國歌的生成過程存在很大差別,亦跟各國的建國歷史和民族情態息息想關。以進行曲為國歌並非唯一之選,事實上正是由於法國和中國的建國歷程是築構在幾代人的屍體上,才造就了以進行曲入國歌這一選擇。反觀諸如英國、德國、日本等保有或曾經保有傳統君主制的國家,則多以頌歌(anthem)作為國歌(事實上國歌的英文「national anthem」,字面意思正是「國家的頌歌」),歌詞多以歌頌國家偉大昌隆為主調,卻不涉建國歷史或具體民族主義想象。例如英國國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原曲是關於民眾支持「小僭王」查理‧斯圖亞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復辟,在定為國歌之後,才按當時在位君主的性別而改為《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或《天佑女王》。全曲首段即有強烈的保皇意識,以及基督教的立國傳統:

God save our gracious Queen! (上帝保佑女王!)
Long live our noble Queen! (祝她萬壽無疆!)
God save the Queen! (天佑女王!)
Send her victorious (常勝利,沐榮光)
Happy and glorious (孚民望,心歡暢)
Long to reign over us (治國家,王運長)
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 (翻譯引自維基百科

也就是說,在以頌歌作為國歌的國家裡,國歌所引發的集體共鳴,是一種深厚而靜態的國家保守主義,而非激昂的民族鬥志。另如美國國歌《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歌詞中雖有描述軍旅戰鬥,但基調卻是對國旗的永恆歌頌: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激戰過後,那寛闊的條紋和明亮的星星)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依然英勇飄揚,在我軍堡壘上?)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火箭的紅色閃焰,半空的爆炸)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皆見證了,國旗徹夜安好無缺)
O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噢,說吧,星條旗仍高高飄揚在)
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這自由國土,勇者的家園之上?) (翻譯引自維基百科

《願榮光歸香港》的曲式有頌歌成份,創作者之一T亦聲稱曾參考《天佑女王》、《星條旗》甚至傳統基督教歌曲榮歸主頌(Gloria in Excelsis De)的旋律。但在歌詞裡,卻包含了「盼自由/歸於/這裡」、「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以及「何以/何解」等天問式渴求,姿態上並不如上述頌歌式國歌那樣,是對既有國家體制傳統的守護,而是對尚未可得的價值 — — 即民主和自由 — — 的渴望,卻用上了祈天語調,這跟歌詞另一些略帶有高昂意志的句子,如「捍自由/來齊集這裡/ 來全力抗對」、「 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等句並排起來,便顯得格格不入了。

進行曲跟頌歌是「國歌美學」的兩大套路,《願榮光歸香港》的創作者有意繼承這兩大傳統,卻未有仔細調和兩者的意識形態矛盾。可是,這難道不就是反修例運動的寫照嗎?有些歌詞,大家唱來,別有志氣,如「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鑲嵌得燙燙貼貼;但在其他歌詞中,淚流、恐懼、徬徨,思潮如湧,五味雜陳,確也是時局未定、人心惶惶當下的集體心靈寫照。可以說,此曲的流行,並不在於它具備優秀國歌的條件,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它混雜、粗糙,意外地展示了一個尚待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香港)晦明不定的生成狀態,而不是為一個已成定局的政治共同體(如國家)一錘定音。

饒有趣味的是,在云云反修例運動的歌曲創作中,若論藝術水平,《願榮光歸香港》其實非常一般,遠不如像《和你飛》、《自遊 be water》等作品曲詞俱佳。但這些原創社運歌曲,或是改編自現成流行曲,或以流行曲式入歌,皆以抒情為主,且旋律複雜,未必適宜作為引發集體現場感的歌曲。而《願榮光歸香港》卻是僅有刻意擺脫流行曲風格、立心為了在抗爭現場合唱而作的原創歌曲,姿態上便更為激進,也更具政治性了,這才引起官方喉舌將其標籤為「港獨之歌」,並加以鞭韃。事實上,網民以「國歌」之名譽之,清楚說明了當下香港共同體內部的集體想象,已懸在建國想像的邊界上,遠遠超越諸如《獅子山下》、《海闊天空》這類「香港之歌」所代表的抽象文化認同,而是直接透過集體對抗、「革命」和「光復」表現出一份立國/復國想象。在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裡,法國遺民曾以《馬賽進行曲》跟德國軍官的德國國歌對唱,如今香港人不願聽《義勇軍進行曲》,便一直等待一首足以抗衡的歌曲,以代替無賴之氣略嫌太重的集體噓聲,直至《願榮光歸香港》的誕生。

最後一種對於《願榮光歸香港》是:「建國不好」。這意見並非來自建制派,而是來自傳統社運界,尤其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抗爭者。有人甚至聲言,到了煲底除口罩相見的一天,可以擁抱,但不唱歌,以示對「國家」體制的嚴詞拒絕。關於這點,牽涉到「國歌」之名號問題,卻與國歌美學無關,文章篇幅所限,姑存而不論了。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9年9月22日),刊登版題為〈港歌美學:對《願榮光歸香港》的異見〉,https://bit.ly/2mIwc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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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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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鄧正健

香港寫作人。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