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正健
回歸後香港首場大型社會運動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 — — 這是一場應該被寫進香港史冊的運動，現在卻經常被忽略。我指的不止是官方為粉飾太平而刻意不提，而是連抗爭群體當中也鮮有提及。有些人認為，今年6月15日的200萬人大遊行是「○三七一」的進階版，因為我們終於能夠動員全港超過四分之一人口參與其中，是一個里程碑。
但亦有很多人知道，這種社運觀念其實早就被批評為「和理非」、「左膠」或「離地」，實情是16年來抗爭者一直在進化，世代更替之快，令不同年齡層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社會啟蒙和抗爭想像，當有人仍然覺得，自己最激進的參與方式只限於遊行和集會，有人已把抗爭想像推向與警察內戰的邊緣了。光譜之遼闊，認知差異上之巨大，令「反送中」運動下的香港儼然變成一個平行時空交錯的結界。
5年前的雨傘運動是社運想像的大爆發期，但也造成抗爭光譜內部的嚴重分歧。因此在反送中運動甫開始，已有大量聲音呼籲別再分化，強調不割席不篤灰不譴責，以免內鬥內耗。兩月下來，呼籲基本上是奏效的，抗爭形式千變萬化，激進溫和各自開花，讓有不同抗爭底線和考慮的市民都可以參與，也令建制一方疲於奔命。要達到社運光譜融合，一個統合點仍是必須的，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正是最初的動員旗幟，可是，這還不足以解釋為何不同抗爭想像的世代和群體可以做到不割席，各自以不同方式參與，但又各自接受（或容忍）對方的做法 — — 即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衝破暴力的想像
第一種解釋是關於暴力想像。雨傘運動時，警察和示威者之間已充滿矛盾和仇恨；今年6．12衝突後，警方武力升級更迅速挑起香港人的催淚彈記憶，亦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和理非」與「勇武」之辨。雨傘運動期間，坊間已累積了一些關於暴力抗爭的討論，包括在理論上，暴力抗爭為何可以是合法和正義，以及在策略上，暴力抗爭為何是有效和必須的。過去香港社運的主要理論基礎是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依據的是道德證成：只有以正義為由去反抗國家暴力，公民不合作才被允許。可是一路以來，「如何以暴制暴而又符合正義原則」始終是於香港社運難以釐清的問題，勇武支持者多從「效用」角度思考暴力問題，認為以暴制暴在現實政治上是必須的，而和理非支持者則多從理念和影響上講，認為不能以不義的手段去對抗體制的不義，因為這也將會失去廣大群眾支持。
但反送中運動的一個創舉，就是改變了很多人的暴力想像。當警察暴力白熱化，愈來愈多人已不再堅持以「非暴力」為正義的基礎，最起碼，即使他們不願意承擔施行抗爭暴力的後果，也愈漸傾向同情暴力抗爭者。因此，當7月1日佔領立法會事件之後，我們並沒有看到因抗爭暴力而引起的民意轉向，反而令之後的暴力抗爭方式發展得更多元，更機動。
擺脫抗爭感情用事
第二種關於「兄弟爬山」之所以有效的解釋是關於情感政治。很網民都記得佔領立法會時的一幕：有網媒拍到一眾本來打算撤離的示威者，為了不讓幾個決定留守犧牲的示威者落單，而全部折返營救。反送中運動跟雨傘運動在集體情緒上的最大分別，是愈來愈多人明白到：抗爭不能感情用事。共同感是團結群體的重要條件，但過分強調群體裏的共同情緒，有時會影響抗爭效果。佔領立法會前後，發生了幾宗以死明志的自殺事件，大大牽動市民的悲情；但悲情很快便轉變成憤怒，而隨着警察和抗爭者的暴力升級，這種集體憤怒亦迅速轉化成為亢奮的戰意，抗爭者漸漸學懂節制情緒，不渲染悲情，在面對警察及製造輿論時也不放大憤怒，而是嘗試將悲憤轉化為各種有利運動的策略。亦正因如此，暴力之辨也不再在抗爭者群體中成為爭論焦點，取而代之的，是以討論策略戰術為主的「人人軍師」現象。
「人人軍師」是雨傘運動「無大台」的進階版。令人驚訝的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始終沒有冒起任何一個新社運領袖的名字，這與過去多次大型社運動者大大不同。「無大台」的完成，一方面說明了一眾素人抗爭者對特定社運規條感到厭倦，也沒耐性把精神耗在跟光譜上不同立場的人磨合；另一方面，昔日的政治領袖、社運組織者和意見領袖（KOL）顯然都無法全盤掌握民情和形勢，自然無法發表足以動員群眾的指導思想，也難以在每一次「階段性勝利」時出來收割。
抗爭運動素人化、匿名（anonymous）化，每一個人都想可以把自己理解成抗爭策劃者和動員者，以及對抗爭策略發表自己的看法。在這一點上，網絡發揮了比過去任何一次大型社會都更關鍵的作用。「連登」成了素人沙盤推演和組織動員的平台，Telegram則成了高速發放戰情的網絡，兩者都有着半「匿名者」的特徵（技術上兩者其實都是實名制，但除非你刻意起底，否則我們一向不會關心成員的真正身分），這與過去曾在全球抗爭運動發揮重要作用的「臉書」截然不同。素人抗爭者沒有政治包袱，對任何理念和模式也沒有教條式堅持，在整場反送中運動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以「be water」和「兄弟爬山」為指導方向。以武俠小說類比，就是太極拳或獨孤九劍一類「無招勝有招」的作法：從連儂場、聯署、各區遊行到衝擊警署，眾聲喧嘩，以招制招，按各人立場、接受程度和形勢而隨時變陣。
或甚是，「be water」本就不止是李小龍的人生哲學，更是他的格鬥哲學：沒有套路，任何攻擊都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以最快速度擊倒對手。在香港社運史上，這肯定是一次抗爭觀念上的大解放。
有人說，這是一場內戰。當然從學理上是說不通的（沒有抗爭者明確宣示要推翻政府或建立政權），但戰爭想像卻是在暴力想像進化後的一個主要表述。各區警民衝突持續升溫，武力上的對抗已遠非雨傘運動時期所能比擬。前線的抗爭者無論在組織力、裝備、和戰術運用上都有長足的進步：而警員在使用武力上的濫權、甚至犯法，也令防暴隊的戰術接近軍事行動，而非單純的維持治安。即使我們不（經常）在現場，只要緊貼「連登」和入對Telegram群組，不難對當下形勢有一個概括了解。
不再囿於「空間佔領」
過去我們對城市抗爭的想像只停留在「空間佔領」。遊行是一種臨時佔領，雨傘運動中的「佔領區」則是在以「佔領華爾街」為濫觴的全球佔領運動風潮裏的一個範例。然而，反送中運動則輕易超越了這種想像，6．12時警察以防範雨傘運動重演為由而迅速清場，但素人抗爭者卻在實踐快速成長，佔領立法會已是最後一次有意識的空間佔領了，此後抗爭者變得更機動，進退速度更快，亦不以能否佔領城市政商中心（如政總所在的金鐘）為判斷勝敗的標準，更以時間換取空間，全部進化為游擊各區的「周末抗爭者」（這儼然有法國黃背心運動影子）。如果說，雨傘運動「佔領區」是一種和理非的無政府主義群落，那麼反送中則是一場城市游擊戰：試圖全方位蠶食城市體制的各層肌理，一方面勇武地跟作為國家機器主體的警察作戰，另一方面則在網絡文宣和維持舊式不合作運動（如遊行）中爭取非前線市民支持。古典游擊理論中有言，武裝游擊應深入農村郊區，以武力滋擾城市，但同時在文宣和補給上爭取城市民眾作內應。反送中運動不是典型游擊戰，卻意外地演化出令全球咄咄稱奇的城市游擊策略。
敵我意識白熱化
可是，在戰爭想像之下，抗爭者光譜雖然尚能維持「各自努力」的局面，但整個香港的敵我意識則更趨白熱化。敵我意識是過去激進本土派的理論基礎，但隨着多年來恐共抗共意識催化，林鄭姿態上拒絕對話，而「警黑鄉勾結」的類陰謀論式地下建制權力在運動中浮現（以元朗白衣人隨機襲擊為徵兆），跟戰爭想像相符的敵我意識亦完全對應了抗爭參與者的集體情緒。運動參與者常以「狗」稱呼警察、詛咒林鄭下地獄已是日常話語；反過來，官方從沒在定性運動和參與者為「暴動」、「暴徒」的問題上讓過一步，警察圈中也流傳以「曱甴」（蟑螂）蔑視示威者。凡此種種，也說明了敵我意識已到達了一個真實戰爭的臨界點。
而更弔詭的是，如果你沒有進入由「連登」和Telegram組成的運動資訊網絡，或你沒有打算花上部分日常生活時間去追蹤消息，以上所描述的都只會是另一個平行空間的事。仍然有大批市民對整場運動只有零碎了解，抗爭想像也維持在過去多年的舊形態，因此當8月5日三罷發生，大批抗爭者試圖以相對「溫和」的手段癱瘓城市，如堵路和佔領紅隧，便馬上引起了民間反彈。很多人還以為，我們可以在對自己生活毫無影響的情况下支持運動，但事實上，既然這已是一個類戰爭的例外狀態，我們憑什麼要求城市一切如常呢？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9年8月11日），https://bit.ly/2N65VU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