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正健
(此文寫於去年六四，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6月5日。文章原題為〈六四﹕不要悼念要思考〉。唯今天回看，文題起得不夠準確，或有誤導。不擅起題是我常有的毛病，故改為現題。)
「悼」字本有哀傷之意，《詩經‧衛風‧氓》有言﹕「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意思是當靜下來細想，就只有自己哀傷了。香港人慣以「悼念」作為對待六四的動作，顯然就是要保留對於六四的哀傷之感，當年風風火火，報人以「痛心疾首」四字一紓椎心之痛，到整整一代人以後，已淡化至痛感很輕的「悼念」了。但對於不少人來說，傷痛如影隨形，即使已淡化到一個小點，亦終不可磨滅；另一些人則覺得，時間是治傷靈藥，個人與社會都要生活，都得繼續前行，直至走出哀傷的陰霾。這是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情感結構。
可是現在我們常被轉移視線，在政治路線和倫理責任的爭議泥沼中互相撲擊，反而忘記了「悼念六四」首先是一個情感問題。精神分析學上有一個關於「悼念」的著名劃分﹕哀悼（mourning）與憂鬱（melancholia），按祖師爺佛洛依德的說法，哀悼是一種對於失去所愛對象的反應，這所愛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國家」或「理想」之類的抽象之物。哀悼者的慾望會從所愛對象身上撤退，但這撤退不能馬上完成，而是一點一滴的進行，直至哀悼者完全承認對象已經死亡或消失，哀悼過程才告完成。而憂鬱則是無法完成這撤退過程的心理狀態，憂鬱者堅持對所愛對象付以永恆之愛，由是哀悼亦將永無止境，創傷亦永不癒合。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悼念六四是一種憂鬱症。這是近年批評悼念六四和支聯會的主要觀點。但對於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情感結構，我們還需要更細緻的分析。人們常說，悼念對象是死難者，然而六四悼念者的情感投射對象，並不限於素不相識的天安門死難者，還有更抽象的祖國認同，後者甚於前者更影響悼念者的情感結構。這種祖國認同不僅源於血緣上或文化上的連繫，更是對民主、正義和現代化中國的想像和盼望。八九民運以血腥屠城終結，中共政權仍穩如泰山，但香港人卻失去了一個經得起普世價值推敲的祖國。換言之，人們哀悼的，是一個「以為失去」其實「從未存在」的民主中國。
同情地理解，批評支聯會患了憂鬱症是對的，但這對於梳理香港人的六四情感結構卻幫助不大，尤其當後六四世代已大規模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難發現大部分對六四的爭議，都是來自一個假設﹕香港人對悼念六四這一樁事必須有個統一說法，而拒絕接受六四情感結構中的複雜性。年輕人沒有情感包袱，他們看到兩個迥然不同的六四圖景﹕一個是發生在當代中國歷史裏的人道災難，一個則是一群集體憂鬱二十多年的香港人。對年輕人來說，他們沒有失去什麼，亦無哀可悼。因此當上代人要求下代人悼念六四，並非薪火相傳，而是硬套哀傷，情形就好像父親要求兒子對其感情不深的祖父之死嚎啕大哭一樣。
於是拒絕憂鬱，就成為了反對悼念六四的最強理據，而具體行動則是「切割」。在近日大學學生會的六四言論中，其徵兆性都很深刻﹕誤將當年接見學生的領導人說成是鄧小平、以鴇母論侮辱支聯會，甚至建議支聯會自行散解等。表面上，這些言論似乎只反映了學生政治以至道德水平低下，但其實，它更反映了這群學生用以切割的刀已落得十分精準，他們不僅拒絕認識六四歷史，亦拒絕向參與六四而誕生的命運共同體。學生拒絕接受跟六四哀悼者分享相同的「失去所愛」的經驗，拒絕接受大中華意識，但他們似乎刻意迴避了一個事實﹕六四的命運共同體不只是一個文化（中國）共同體，也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六四哀悼者想像民主中國的死亡，也把自己想像成不義政權魔爪下的倖存者。這種倖存意識延續發展至今，已成為了今天香港人恐共以至抗共的情感結構之一。學生拒絕的，還有負起其中的倫理責任。
總有人批評六四悼念者，如果六四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道災難而非大中華意識的表現，那為何不去悼念別國的屠殺事件？此問題的陷阱在於它假設我們可完全置身於所有人道災難之外，以事不關己的立場去選擇是否紀念任何一場沒有差別的人道災難。但實情是，悼念六四與否，意味你是否願意分擔這份倖存者的情感結構，即是繼續憂鬱？還是化成哀悼？它亦代表了你是否願意肩負思考自身歷史的倫理責任，而最終參與這個「情感／倫理共同體」。而學生的切割，正是一種拒絕分擔情感、拒絕負起倫理責任的表現。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他們本來只是打算跟同在當下時空的支聯會式憂鬱作切割，卻不意跟香港這個「情感／倫理共同體」也割了蓆。
近年的本土意識思維往往帶着「正向思考」的色彩，即不要憂鬱，不要悼念失敗，不要抱殘守缺，而應該勇武抗爭，敢於創造未來。在某些政治議題上，這種正向思考或許比哀悼歷史更有生產性，但這不代表任何憂鬱與哀悼毫無政治意義。將六四改造成一個純粹的政治鬥爭場域，徹底抹去其中的共同體情感結構，乃是政治人物的政治手段，在很長的時間裏，支聯會也是以此維持他們的政治影響，直至近年才開始為人詬病。而反過來說，在近年日趨白熱化的本土政治路線爭逐中，六四不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嗎？而使我們這群不願涉足政治派系鬥爭的普通公民，在反思六四時，不是也免不了被牽絆着思維，以至干擾感受？
所以對於六四，我們要思考的，並非切不切割，而是怎樣將共同體的憂鬱徹底轉化為哀悼，最後完成哀悼？今年壟斷六四輿論的，倒不是對悼念六四的批評聲音，而是反本土派論者的大規模反撲。這些論者所憂慮的，顯已不全是「中國vs.香港」的身分認同之爭，更是深懼本土派的「自利意識」會破壞香港的「情感／倫理共同體」結構，使香港走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向。至於不少對本土派持同情立場的論者，也開始以更接通歷史脈絡的向度，描述六四憂鬱的具體構造，以回應某些過度情緒化的悼念六四言論。我們應當樂見這種眾聲喧嘩，是否悼念六四，要不要「維園見」，不再是我們唯一要回答的選擇題了，反而對於六四的一切，我們必須繼續被討論，堅持挖掘所有關於六四的香港記憶、情感結構以及倫理思考，一併置放在公共領域裏，以供後六四的年輕人自行判斷。
今年以後，在憂鬱式抱殘守缺和自利式斷然切割以外，我們將有紀念六四 — 而不是悼念六四 — 的更多方法。至於今年有沒有點起燭光，明年又會否把它吹熄，已不重要了。
